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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評價 | 劉建 聞志強:法治中國建設背景下校園欺凌的法治化防控
作者:劉建 聞志強   發表時間:2019-03-22

摘要

校園欺凌現象普遍、多發、頻發,應當引起政府、教育主管部門和社會各界的關注與重視。在法治中國的大背景下,應當著力從法治角度切入,采取法治舉措進行校園欺凌的治理和防控。在理念層面,校園欺凌的防控應當從理念糾偏與法治化重塑角度出發,樹立和堅持教育與懲罰并重、重視事前預防、全法域視野下的立體法律責任認定和綜合懲戒體系構建、青少年基準下的以人為本等法治理念。在校園安全法治建設方面,應當從制度規則層面出發,著力構建和完善以《反校園欺凌法》為核心的專門性、針對性法制體系,發揮綜合懲治與多元防控效果,合力應對校園欺凌。

 

關鍵詞

校園欺凌;法治理念;綜合治理

 


一、校園欺凌治理的法治視角缺位

受國內外各種因素影響,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發展逐漸步入轉型期、調整期,這促使許多社會現象得以出現和凸顯,尤為引人關注的就是愈演愈烈的校園欺凌現象。校園欺凌的普遍發生,使得學校、家庭、教育主管部門乃至整個國家、社會都不得不重視并著力加以解決。在法治中國建設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從法治角度切入,實現對校園欺凌的有效懲治和防控,是擺在依法治國、依法治校面前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和亟待攻克的難題。

結合目前學界相關研究的情況來看,大部分的研究和實踐反饋仍然集中于教育學、心理學等領域,相較而言,法學領域的深度思考和深入研究顯得并不“熱鬧和時髦”,特別是從法治角度切入傳統教育學領域的校園欺凌治理與防控研究。然而,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建設和發展乃至建成,當然不能忽視和缺失教育領域的法治化建設推進。因而,從法治中國建設的時代背景和新時代法治發展的內涵來看,有必要從法學視角出發,對校園欺凌問題給予相應的思考和回答,著力采取法治手段、法治方法、法治舉措開展校園欺凌的治理和防控,以助力教育學領域研究,發揮懲治與防控校園欺凌的多元、合力效果。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出發,從理論與實踐兩個角度考察,筆者認為,尤其需要從宏觀層面、理論層面的校園欺凌防控的理念糾偏與重塑出發,對既有立法理念、立法政策、校園欺凌治理導向進行深刻反思和檢討;與此同時,也需要從微觀層面、具體實踐維度出發,下大力氣建構和完善以《反校園欺凌法》為核心的專項反校園欺凌法治體系,從而切實推進校園欺凌防控法治建設。

從宏觀層面、理論層面審視,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歷經器物文明、制度文明、思想觀念文明三個階段,這涵蓋了技術、制度、理念三個側面、方面和內容。這其中尤為重要并起著先導作用的當屬理念層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在法治中國建設的大背景下,校園欺凌的治理和防控也必須在依法治國、依法治校的旗幟下,按照法治要求、法治理念深入、持久、科學地開展。有鑒于此,必須樹立和堅持正確、科學、符合法治要求的理念導向,同時必須進一步構建和完善有關規制校園欺凌的法治體系,其首要的前提和先導即是校園欺凌防控理念的反思與重塑。其包括平安校園、法治校園、文明校園、和諧校園在內的校園文明建設,也包含校園治理的技術舉措、規章制度整備與治理理念的改革糾偏與完善更新。“立法理念是指導立法制度設計和立法活動的理論基礎和主導的價值觀”,[1]反映了一部法律的內在品格。校園欺凌防控法治化建設同樣必須高度重視理念更新和完善。審視既有的校園欺凌防控立法理念、立法政策、治理導向,存在諸如重保護教育輕懲罰威懾理念、重事后治理輕事前預防導向、強調單一化治理舉措輕視綜合防治體系建設、懲戒思路過度倚靠刑事法輕視前置法過濾的重刑主義“路徑依賴”思維模式、成人視角主觀判斷濃厚未成年人視角缺乏,立法政策和治理效果陷入“養豬困局”“囚徒困境”,急需正本清源,根據時代發展變化和現實需求進行革新和調整。

從微觀層面、具體實踐維度出發,包括《教育法》、《義務教育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民法》(廣義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及《刑法》等在內的“民—行—刑”既有規制校園欺凌的法制體系仍然存在一些不合時宜的規定,學生行為的違法犯罪性質界定模糊不清、搖擺不定,教師懲戒權的收放不能自如,一些舉措的效果難以契合實際需要亦是有目共睹,既無法發揮威懾效應,也難以契合懲罰為后盾的教育保護理念發揮實效,相關立法規定之間齟齬、打架現象仍然存在,協調、配套、銜接工作仍然需要進一步整備。與此同時,集中、統一、專門針對校園欺凌治理的《反校園欺凌法》等專項法律尚未制定,難以發揮總攬全局的引領、輻射作用,難以實現“諸法合體”的綜合治理、合力應對效果,必須考慮建構和完善以《反校園欺凌法》為核心的專項反校園欺凌法治體系,從而實現校園欺凌防控法治建設的與時俱進和卓有成效。

二、校園欺凌防控的理念糾偏與法治化重塑

縱觀學界關于校園欺凌防控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可以發現在應對理念上還存在不足甚或錯誤,需要加以糾偏和革新完善,重塑校園欺凌的法治化防控理念。

第一,必須扭轉只重視教育、保護,輕視懲罰的既有偏向性理念,重塑教育與懲罰并重、寬容但不縱容的防控理念。校園欺凌行為與校園暴力行為存在交叉重合關系,基于實施暴力行為在符合《刑法》規定的情形下可能構成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搶劫罪、搶奪罪、敲詐勒索罪和尋釁滋事罪等犯罪,應當承擔刑事責任;情節輕微、危害較小的可能構成《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同時承擔相應的民事侵權賠償責任,因而,校園欺凌同樣可能構成上述違法犯罪,應根據具體情況和輕重程度等區分,進而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行政違法責任、刑事責任。然而,對于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我國一貫堅持和實行的是“教育、感化、挽救”方針以及“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2]例如,《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規定:“對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責任,實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但是,在我國現有法律體系下,上述法律過于強調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教育、保護、挽救為先為主的方針與理念,導致在應對校園欺凌時疲軟乏力。而在《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規定中,由于承擔相應的行政違法責任與刑事責任有相應的責任年齡限制,導致對一些違法犯罪行為無法進行有效的規制,即便在符合相關規定的責任年齡范圍內,行政處罰機關和刑事司法機關也大都堅持針對未成年人從輕發落,基本以口頭教育、當面或書面訓誡等為主。

針對校園欺凌的處置,據權威部門統計,在2015年前5個月經媒體曝光的校園欺凌案件就達到三四十起,其中最后致死案件比例高達17%,承擔刑事責任的不足30%,七成左右案件以批評教育、民事賠償方式解決,適用行政拘留的案件也很少。還有許多案件根本就沒有暴露出來,而是被“內部消化”。[3]這組數據只是眾多校園欺凌事件處置的一個縮影,大量的案件被消化而非嚴格甚至嚴厲處理,歸根結底都是傳統觀念作祟,即只重視教育保護輕視懲罰的單極化偏向性理念。單純的口頭教育、說服教育和輕罰免罰并不是萬能的,也沒有真正發揮實效,在應對頻繁發生的校園欺凌面前更顯乏力,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實。應當明確沒有懲戒和處罰甚至嚴厲處罰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更難以實現完美的教育的觀點。誠然,我國對于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處置原則和理念強調的是“教育優先”,但并非放任不管,也并未完全排斥“懲罰”,而是強調“懲罰為輔”。但事實上,我國相關法律的上述規定及其內在精神都被理論解讀為所謂的“教育保護為主、懲罰為輔為次為補充”。這樣的解讀不僅使得教育保護在前、在先居于領先和主導地位,而且導致其在實踐操作中較大程度地走樣,大多淪為教育和保護了事,以教育保護為最高準則,輕視、漠視乃至忽視具有“懲前毖后”功效的懲罰,進而使得所謂的主輔關系完全失調、失范、失序和失衡,而淪為一放了之、單純、絕對的教育保護單極化傾向,不僅導致懲處流于形式成為一句空話,僅具有標簽意義,而且淡化了加害人相應的法律責任承擔意識和對被害人的身心撫慰與恢復,更難以對實施欺凌者進行有效抗制和對其他學生群體實現有效威懾。

有鑒于此,筆者認為當下應著力扭轉只重視教育和保護、輕視懲罰的這一不合理、單極化偏向性理念,重塑教育與懲罰并重的防控理念。將教育保護與懲處并重并非作為簡單的文字調整,而是對既有傳統理念的革新與完善,使教育保護與懲處發揮各自的功效,進而形成合力以有效抗制校園欺凌。當然,需要說明的是,并非所有實施校園欺凌的行為都構成違法甚至犯罪行為,因而也就不一定都是僅僅教育了事或者一罰了事,而應區分性質惡劣程度、輕重程度、后果情形等不同情況分別作出相應的處理,真正契合教育與懲罰各自內涵的偏向性、指向性和側重性。

第二,必須高度重視事前預防,防止僅僅以事后的懲治作為解決問題的重心,而要將事前預防擺在更為優先的位置。不發生遠遠好于一切及時的事后治理。讓處于青少年階段的學生避免傷害的最好辦法是不發生傷害,而非在傷害發生后采取一切方法、措施去降低和減緩傷害,更何況有些傷害如心理創傷、精神損害難以通過單純的懲處使受傷害者得以恢復和痊愈,甚至應激性造成的永久性傷害根本無法撫慰。對此,應當構建事前預防的體系和層次,可以從超前預防、臨界預防與再犯預防三個角度出發,建立五道防線即自我、家庭、學校、社會、司法等防線予以梯度預防。[4]超前預防應當著眼于日常的學生學習生活情況和學生個人情況的觀察、比較與關注進行預測性判斷,同時對既有學生群體的總體考察和個體考察雙向結合,以確立一些容易實施欺凌行為的群體或個體,暗中予以重點關注和觀察,從而盡可能地避免校園欺凌行為發生。臨界預防主要著眼于校園欺凌行為發生的萌芽狀態或端倪傾向抑或發生進行中,予以干預和及時處理,從而避免向更為嚴重的事態發展或避免更為不良的后果。再犯預防則著眼于已發生欺凌行為且給予相應的不同層次、梯度的教育與懲戒手段后,繼續跟進觀察和關注,防止再犯行為發生。對于事前預防應當由多元主體展開,包括從學生個體自身、家庭、學校、社會、司法等不同視角出發,基于時空、角色、權力、權利、責任、義務等差異化進行觀察和處理,構建綜合預防體系,從而使得預防發揮合力效果。

第三,在法律治理層面,必須扭轉校園欺凌防治單單指向法律、訴諸單一主體的單極化方向訴求,轉變為雙管齊下、多管齊下的綜合治理理念。尤其是在治理主體和承擔責任層面,不應僅僅歸之于政府或者教育主管部門或者學校、家庭等某一方之責,而應分清主次,劃定責任與義務邊界,依法授予相應的權利與權力,保持權責對應一致,發揮預防和懲治校園欺凌的合力,以避免九龍治水而水不得治的尷尬局面與多人負責實則無人負責的難堪結果。同時,必須扭轉懲罰指向的刑罰偏向性,將其轉變為法律責任的綜合認定和分別承擔,即綜合采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以刑罰為核心的刑事責任立體承擔體系,防止校園欺凌防控與刑法、刑事責任、刑罰的直接掛鉤與跳躍民事責任、行政責任的“越位”聯系,同時必須輔之以相應的校紀班規及道德譴責,構建立體完善的綜合懲戒體系。當前,針對校園欺凌的懲治受制于一些法律規定的責任年齡、違法犯罪行為類型、危害后果與程度等問題,面臨“養大了再殺、養肥了狠宰”的“養豬困局”。

以往研究提出的應對舉措過于單一化,教育學界過于注重法治體系中作為前置法的教育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行政法規制、處罰措施,法學界尤其是刑法學界過于注重運用法治體系中作為后置法、保障法的刑法作為兜底性、硬性、強制性嚴厲處罰措施,都失之于過寬或過嚴,存在兩極化的弊端。學界有觀點提出的降低相關法律規定的責任年齡特別是刑事責任年齡、引進惡意補足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等,[5]都為校園欺凌防控特別是懲罰方面開出了一劑“良藥”,但毋庸諱言,這些舉措的核心指向都是在竭力地發揮刑法的前置化、重刑化、強力威懾作用,而有違刑法的后置法角色、保障法地位和謙抑精神內核。這固然有部分教育學者的懲罰功利性訴求驅動,也有隔行如隔山的專業領域分工帶來的“專業槽鴻溝”所致,使得對于懲罰的訴求指向與內涵產生誤解甚或錯誤。故而,懲罰的方式和類型應當多元化、具有可操作性,真正發揮懲罰的效用。如果用之過當或者藥量不足,都將貶損懲罰的效用,更難以發揮與教育相輔相成之綜合效果,也有違形式公平和實質正義的內涵要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防控校園欺凌,應當綜合采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以刑罰為核心的刑事責任立體法律責任承擔體系,輔之以相應的校紀班規、道德譴責等法律外懲戒體系,分類型、分梯度、分層次進行立體完善的綜合懲戒體系的搭建和配置,在實際操作和適用中根據個案情形,堅持大小相稱、輕重適度、罪錯相當、罰當其罪原則,同時堅持綜合治理原則,采取明刑弼教、雙管齊下、把握先后次序、輕重緩急方為正確、切實可行的應對策略,從而使得作為后置法、保障法的刑事法發揮重要的威懾與懲戒作用,并與行政法、教育法等前置法合力協作,形成更具體系性、協調性和銜接性的綜合保護、教育、預防與懲戒的立法與司法體系,方可取得應有效果。

第四,必須著力扭轉成人視角下的校園欺凌防控成人化本位,堅持以人為本、以青少年為本的法治理念,避免單純以成人視野、成人觀念、成人思維等僵化、傳統的理解來主導反校園欺凌立法。例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社會工作學院副院長童小軍表示:成人對校園欺凌現象很少能看到位。在面對校園欺凌時,成人的觀點往往集中在兩個方面:對于受欺凌者,“打回去”;對于施暴者,“以后不許欺負人”。然而,對于受欺凌者來說,很少能夠“打回去”;對于施暴者,一句“以后不許欺負人”也難以讓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6]以致于“欺負他(她)沒事,最多老師批評兩句而已”[7]成為許多欺凌者抱有的心態。在校園欺凌的認定實踐中,也應當更多站在學生特別是受害學生的視角來進行判斷。例如,日本建立了一整套較為完善的校園欺凌治理法治體系,特別是于2013年由日本國會通過專項性立法——《校園欺凌防止對策推進法》,其根據“被害學生的立場”來判斷校園欺凌構成與否,并在采取校園欺凌的預防與應對措施上更多地關注到學生群體的特殊性特別是其有別于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從而更加具有人性關懷,能夠更有效地預防和懲戒校園欺凌行為,切實維護學生的切身利益。將法律引入校園欺凌的治理中,并對中小學生進行法治教育,以此提高其依法維權的意識和能力,[8]進而形成規則觀念、法治意識和依法維權意識。

三、反校園欺凌法治體系的重構

在糾偏既有校園欺凌防控的傳統觀念向法治化軌道轉型,樹立和堅持更加科學、準確、妥當的立法理念的指引下,更為切實地防控校園欺凌需要明確的法律依據和完善的法治體系予以落實和保障。因而,必須高度重視和大力加強校園欺凌法治化體系的構建和完善,特別是以《反校園欺凌法》為核心的專項立法補位,以有效保障校園欺凌防控法治建設目標的實現。

縱觀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教育法治發達國家,均針對校園欺凌采取了專門立法的方式,同時輔之以配套的關聯法律規定形成較為完整、銜接、嚴密的法治體系予以治理和預防。例如,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反校園欺凌法的國家,而且美國聯邦政府從聯邦層面、50個州政府從各州層面都已經制定了相關的反校園欺凌法律規定,形成了統一嚴密、銜接完整的法律規制體系。在亞洲地區,2004年,韓國制定第一部《校園暴力預防及對策法》,2008年和2012年共進行了3次全面修訂,目前已形成較為完整的法律規制體系。日本也于2013年針對校園欺凌通過了專門性法律即《校園欺凌防止對策推進法》。應當說,這些專門針對校園欺凌制定的法律規定對于有效進行法律規制起到了積極、重要的作用。事實上,針對我國近期頻發的校園欺凌現象及其造成的嚴重后果,2016年3月“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劉曉翠專門提出制定“反校園暴力法”的立法議案,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我國也應當效仿西方教育法治發達國家針對校園欺凌開展專項性立法的實踐做法,加速推進《反校園欺凌法》的立法工作,同時以《反校園欺凌法》為基礎和核心,進一步修訂、完善其他關聯法律法規體系并做好銜接、配套和協調工作,合力應對校園欺凌的防控。結合我國校園欺凌實際情況,同時考慮到我國的立法體制機制,在借鑒、吸收西方教育法治發達國家反校園欺凌立法經驗的基礎上,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推進。

首先,做好立法前的準備工作。主要是有關校園欺凌的一線數據統計工作的規范化、機制化與持久化,從而從整體上全面把握我國校園欺凌的基本情況、發展態勢、地域分布、年級分布、性別分布、年齡分布、學校分布、行為特征等內容。這一工作必須引起教育部、地方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的重視,下大力氣開展,并長效化、機制化、規范化和精確化。同時,對于相關數據要逐級存檔備查,并且定期、不定期開展調查問卷進行驗證和評估,確保數據統計工作的依法、全面、公開、透明進行。每年定期公布上一年度數據并接受社會各界監督,建立健全校園欺凌數據調查、搜集、整理、發布的體制機制。對于瞞報、漏報等情形要進行立法,開展嚴厲的行政追責。日本政府和文部科學省(相當于我國教育部)非常關注和重視校園欺凌問題的嚴重性和普遍性,其中第一項工作就是強化一線數據搜集、統計和調查工作,力求全面、深入地了解校園欺凌實際情況,及時掌握事態變化,從而為制定更符合實際、更具有針對性的應對和處置舉措奠定基礎。[9]從1985 年開始,日本政府每年都會發布上一年度關于校園欺凌主題的官方統計調查分析報告,迄今已堅持30余年之久。這一調查統計報告的數據具有權威性、全面性、細致性、連續性等特點,并置于公共場所備查,接受新聞媒體和社會公眾監督。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通過經費保障、人員配備、逐步改進統計工作方式、公開數據并接受各方面監督等確保這項工作取得實效,從而為及時有效應對校園欺凌提供了堅實基礎,這些做法值得我們借鑒。

其次,《反校園欺凌法》的內容構想。借鑒西方教育法治發達國家的反校園欺凌法治建設經驗,我國在內容體系上應當包含以下內容:防控理念與基本原則;基本概念與理論范疇的界定;責任主體與權責配置;有效應對舉措特別是重大、緊迫校園欺凌事件的臨時處置舉措;保障措施(包括經費、人員、機構以及受欺凌被害人的保護);法律責任;法律實施的檢查、監督與立法反饋。

在防控理念與基本原則方面,必須明確規定對校園欺凌的“零容忍”這一基本立場。一者,為數較多的國外反校園欺凌立法都對此作了明確規定,表達了鮮明的立場和基本態度。較早發起反對校園欺凌運動的國家之一的挪威在2002年啟動了對校園欺凌的“零容忍方案”,這也是世界上公認的較為成功的反校園欺凌方案。美國也表達了相同的立場和態度,以2010 年《新澤西州反霸凌法》為例,其在立法目的中開宗明義:“立法機關對于霸凌行為是零容忍的。霸凌行為在學生間造成了人身傷害或者財產損失的恐慌氛圍,影響到了學校的正常教學和管理秩序,必須加以預防和干預。”亞洲地區的韓國和日本也持相同的立場,如在日本,政府和民眾對于校園欺凌發生的普遍性、嚴重性和危害性等有深刻的認識,因而對待校園欺凌的態度也從以往的漠視、忽視、容忍變為憤怒、譴責和積極加以防治的零容忍立場。這些國家的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二者,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對待以青少年為主體的學生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一般重視教育保護,懲戒形同虛設,而學校、家長、社會以及政府等大都因為利害關系對中小學校園發生的欺凌的認知定位存在偏差,抱持內部處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消極敷衍態度,使得學生在實施校園欺凌行為時得以受到庇護而更加有恃無恐,這些都不利于對校園欺凌的有效防治。

三者,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深化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的意見》指出,針對校園欺凌治理,應當堅持“寬容但不縱容”的原則,這與零容忍的基本立場并不矛盾、沖突和排斥,應當正確理解和協調把握二者的關系,樹立正確、科學的防治理念。零容忍的態度和法律立場傳遞給社會大眾特別是學生、家長與學校明確的信號,鮮明表達了官方態度和法律的基本立場,重在清晰明確地表達對于校園欺凌的絕對否定性評價,“寬容但不縱容”的原則則是在處置策略和應對舉措上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分流處理,二者的內涵指向和側重點雖不同,但在根本方向、終極意旨上是一致的。綜上,應當在立法中明確零容忍的立場,從而喚醒相關涉事主體,對校園欺凌形成有力的輿論威懾。

同時,在立法中明確規定針對校園欺凌防控堅持的基本方針與原則,筆者認為以下幾點較為重要,可供立法者參酌:一是校園欺凌防控必須堅持早發現、早應對、早處置、早預防原則。縱觀各國反校園欺凌立法,不僅關注校園欺凌的事后處置和懲治追責,而且強調要注重預防,樹立并堅持“早發現、早預防、早處置”的正確、科學應對理念,使得事后懲治與事前預防連為一體,應對校園欺凌更具體系性、全面性、及時性和有效性。二是教育與懲戒并重原則。防止偏廢一方,才能發揮實效。三是綜合治理原則。即不僅應當重視法律規制,也應重視道德、法治教育;不僅重視嚴厲的作為后置法、保障法的刑法規制,也注意發揮作為前置法的民法、教育法等為代表的行政法以及校紀班規等的積極作用,加強相互之間的協調和銜接,合力懲治校園欺凌。四是多元主體參與治理原則。即構建中央與地方兩個層級,教育主管部門、學校、家庭、社區與志愿者組織、公益組織、NGO、NPO、新聞媒體等非官方的第三方民間力量共同參與、協作的五位一體的立體綜合式防控體系。五是堅持以人為本和學生視域下的人性化處置原則。防止成人思維、視角和觀念獨占反校園欺凌法。

在立法中應當明確規定校園欺凌的基本概念和相關理論范疇,從而為前述的數據統計提供合法性基礎,同時為后續法律規定提供基礎性支撐。在責任主體與權責配置方面,應當明確學校和校長是第一責任人,規定其應當承擔的相關法定義務,如,情況及時通報義務,調查確認報告義務,支援、指導、建議義務,學習環境整備義務,情報提供義務,協作配合反校園欺凌委員會、公安機關等義務。同時規定在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門機構體系內單獨設立反校園欺凌委員會,明確上下級之間的領導關系,規定各學校應當設立學校內部的反校園欺凌治理機構。反校園欺凌委員會的組成人員,應當包括學校主管責任人員、教師、家長、婦聯、共青團、教育界、法律界、公安司法界、心理學界等不同來源、部門、學科背景的多元化成分。

在有效應對校園欺凌特別是重大、緊急類型的校園欺凌行為時,應當區分類型和程度規定相應的臨時處置舉措,鑒于現代社會信息網絡的快速發展勢頭和世界范圍內校園欺凌發展的一般規律,有必要單獨針對網絡欺凌作出專門規定;在保障措施方面,應當明確規定包括經費來源、人員配備、機構設置、工作機制以及受欺凌被害人的保護、救助措施;在法律責任方面,應當明確中央及地方,教育主管部門、反校園欺凌委員會、學校、教師、家長等的不同責任;在法律實施的檢查、監督與立法反饋方面,應當規定立法機關對于相關法律實踐情形定期或不定期開展執法檢查和質詢、監督,同時要求各級教育主管部門和反校園欺凌委員會報告工作和給予立法反饋意見和建議,從而促使立法不斷適應形勢發展變化予以適時調整、修訂和完善。

 

[注釋]

[1] 高其才.現代立法理念論[J].南京社會科學,2006,(1).

[2] 顏湘穎,姚建龍.“寬容而不縱容”的校園欺凌治理機制研究[J].中國教育學刊,2017,(1).

[3] 陳曉英.校園欺凌誰來解圍[N].法制日報,2015-07-13(008).

[4] 肖建國,姚建龍,顏湘穎,等.建設和諧社會與構建預防青少年犯罪體系[J].犯罪學論叢,2017,(1).

[5] 許鋒華,徐潔,黃道主.論校園欺凌的法制化治理[J].教育研究與實驗,2016,(6).

[6] 宋亮,張秀紅.治理校園欺凌:明確懲戒,依法處置[J].教育,2017,(18).

[7] 劉建.我國中小學校學生欺凌行為及其治理[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

[8] 陳俊杰.中小學校園欺凌的法律治理探索[J].教育實踐與研究,2017,(18).

[9] 任海濤,聞志強.日本中小學校園欺凌治理經驗鏡鑒[J].復旦教育論壇,2016,(6).

 

(責任編輯:李秀萍)

論文來源于《教育科學研究》2019年第3期